1966年，也就50多年前，一位傑出的加拿大裔人類學家安東尼·華萊士(Anthony Wallace)自信地預言隨著科學的發展宗教會全面消亡：對於超自然力量的信仰是不會長久的，這是世界範圍內的科學知識的增長和傳播的必然結果。華萊士的觀點並非少數。另一方面，成型於19世紀歐洲的現代社會科學將其之前的歷史經驗作為普遍模型。其中核心的有一條——說是假定也好，預言也罷——所有的文化最終都會大致趨向於世俗、西化、自由民主。然而，現實卻好像有些背道而馳了。
且不說世俗主義停下了在全球行進的步伐，像是伊朗、印度、以色列、阿爾及利亞和土耳其等國家要么世俗政府被宗教系統取代，要么宗教民族主義者的影響迅速崛起。社會科學預言的世俗化好像已經失敗了。
說是失敗好像也不太對。宗教信仰和活動的衰落確實在許多國家發生著。澳大利亞最近的人口調查顯示“無宗教”人口占30%且比例仍在增加。國際性的調查也印證了，西歐和大洋洲的宗教承認度是較低的。即使是美國這樣宗教性很強國家，無信仰者也有了抬頭的趨勢。無神論者的比例達到了歷史最高(如果“高”用在這里合適的話)——3%左右。然而，以全球來說，認為自己擁有宗教信仰的人數仍然是很多的，並且根據現在的人口趨勢，短期內宗教人口是增加的。這還不是世俗化理論唯一失敗的地方。
科學家，知識分子和社會學家期待現代科學的傳播會推動世俗化，即科學成為世俗化的動力。但顯然並非如此。如果我們觀察那些宗教勢力活躍的社會，他們的共同點和科學沒什麼太大關係，而是對生存安全的需求、對動盪生活的惶恐和前途未卜的畏懼。構建一個社會安全系統可能和科學進步有關，但這種關聯是鬆散的，此處美國又是一個例子。美國可以說是現在世界上科學技術最發達的地區了，但同時也是西方社會中最為宗教化的國家。正如英國社會學家大衛·馬丁(David Martin)在《基督教的未來》(The Future of Christianity 2011)總結道：科學進步的程度與宗教影響、宗教活動的減少沒有確定的聯繫。
讓我們再來看看那些世俗化進程中遭遇巨大阻礙的社會，科學和世俗化之間的關係就更加難以琢磨了。印度第一任總理尼赫魯(Jawaharlal Nehru)積極倡導世俗化和科學理念，在現代化進程中大力支持科學教育。尼赫魯自信地認為無論是印度教中對吠陀歷史的憧憬還是穆斯林夢想的神權政治都將屈服在勢不可擋的世俗化浪潮之下。“時間總是向前進的單行線”他宣稱到。然而緊接而來的是印度教和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的興起，尼赫魯是大錯特錯了。科學對世俗化的作用在這兒引火上身，反而成了抵抗世俗化的砲灰。
土耳其是個更明白的案例。土耳其共和國的建立者穆斯塔法·凱末爾·阿塔土克(Mustafa Kemal Atatürk)，像很多先驅者一樣是堅定的世俗主義者。他堅信科學注定是要代替宗教的。為了確保土耳其走上正確的歷史道路，他將科學，尤其是生物進化論，置於這個新生政權國民教育的核心地位。於是，進化論體現在阿塔土克的整個政治方案(包括世俗化)之中。國內的伊斯蘭政黨試圖對抗這位國家創始人的世俗化理想，同時也抨擊其進化論的教育。對他們來說，進化論是和世俗唯物主義相關的東西。這種國內氛圍最終導致了六月(2017)土耳其政府把進化論內容從中學課本刪除的決定。再一次的，科學成為犧牲品。
美國代表另一種不同的文化語境。表面上問題的關鍵是創世說和進化論的爭論。可實際上，神創論者關注的更多的是價值觀。在美國也一樣，反進化論者的部分動機是認為進化論是一個幌子，背後是世俗唯物主義及其相伴的整個道德理念。和印度、土耳其的情況一樣，世俗主義實際上傷害了科學。
總之，全球世俗化的浪潮並非大勢所趨，以及它發生的地方也很難說和科學有關。甚至那些試圖利用科學推動世俗化的嘗試反而會傷害科學。"科學導致世俗化"的理論沒有通過實證，把科學當做世俗化的手段也不見得是個好辦法。既然"科學"與"世俗化"擺在一起如此勉強，又怎麼會有人相信著這一點呢?
歷史上，“科學取代宗教”的想法有兩個來源。其一，19世紀對於歷史的進步主義觀點，代表人物是法國哲學家孔德(Auguste Comte)。他認為社會發展的歷史會經曆三個階段——神學(théologique)、形而上學(métaphysique)、實證科學(scientifique)。孔德創造了“社會學”一詞，他想減小宗教的社會影響而用一種新的社會科學代替。孔德的影響延伸到“青年土耳其黨人” (young Turks)以及阿塔土克。
19世紀還建立了科學與宗教的“衝突模型”。它將歷史視為人類思想演化中兩股潮流的衝突——神學和科學。這一描述來自安德魯·迪克森·懷特(Andrew Dickson White)頗具影響力的著作《科學與基督教神學的戰爭史》(A History of the Warfare of Science with Theology in Christendom 1896)，標題就概述了作者的主要理論。懷特的作品以及更早些的約翰·威廉·德雷柏(John William Draper)的《宗教與科學衝突史》( History of the Conflict Between Religion and Science 1874)牢靠地建立了思考科學與宗教歷史關係的一般模式——衝突論。兩本著作都被翻譯成諸多語言。德雷柏的書僅在美國就被印刷超過50次，被翻譯為20種語言，在曾經的奧斯曼帝國晚期成為暢銷書籍。在那裡，阿塔土克獲知了科學代替宗教的觀點。
如今，人們不再自信地認為歷史是循著一級級階梯走向唯一的目的地。大多數科學歷史學家也不再堅持科學與宗教之間有著持久的衝突——儘管這種觀點在大眾之中依然流行。那些著名的衝突事件，比如伽利略事件，轉而解釋為政治與個性之間的衝突，而不僅僅是科學與宗教。達爾文當年有著重要的宗教立場的支持者以及反對他的科學工作者，反之亦然。許多其他的聲稱的科學-宗教衝突的例子也被發現有捏造的成分。實際上，與鬥爭相反，實際的歷史經驗往往體現出科學與宗教的相互支持。在現代科學誕生初期的17世紀，科學依賴於宗教的合法性。而在18、19世紀，宗教對科學的普及也有幫助作用。
科學與宗教的衝突模型對於過去的看法是錯誤的，當它與世俗化的期待相結合，又對未來給出了錯漏的預示。世俗化理論在描述和預測兩方面都失敗了。那麼真正的問題來了：為什麼還總能遇到這種衝突論的擁護者呢。其中許多還是著名的科學家。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英國著名演化生物學家，新無神論的四騎士之一)對此問題旳思考就不贅述了，但他絕不是唯一的。史蒂芬·霍金認為“科學終會勝利，因為它是正確的”；薩姆·哈里斯(Sam Harris，美國著名神經學家、哲學家，新無神論的四騎士之一)宣稱“科學一定會摧毀宗教”；斯蒂芬·溫伯格(Stephen Weinberg，傑出的理論物理學家)覺得科學已然削弱了宗教的宗教確定性；科林·布萊克莫爾(Colin Blakemore，英國神經生物學家)預測科學最終會使得宗教可有可無。然而歷史證據顯然不支持他們的觀點。事實上，這說明他們也被誤導了。
那麼他們為何堅持此觀點呢？答案是政治性的。暫且把對古樸的19世紀的留戀放在一旁，我們要看到人們對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的恐懼、對神創論的憤怒、宗教權力與否認氣候變化的勢力的勾結令人厭惡、科學的權威性漸受侵蝕使人憂心忡忡。我們對這些深切關心，但不可掩飾的事實是：它們的產生是規范承諾(normative commitments)對於討論的無益的侵擾。這種一廂情願——希望科學戰勝宗教——不能代替對於當前現實的清醒判斷。繼續這種宣傳可能會適得其反。
宗教不會很快消逝，科學也沒法打敗它。要說科學對宗教有什麼作用，科學會逐漸威脅到宗教的權威性和社會合法性。基於此，科學需要盡可能的結交盟友。它的倡導者越多來自宗教的敵人越少，或者說堅持科學和世俗化的聯姻仍然是走向一個安全的未來的唯一道路。
【文章參考】 煎蛋網
【文章翻譯】 dingding
【文章整理】 AICL
